御窑之思
关于“御窑千年”之名，做“御窑”与“千年”双重思考。
先说“御窑”。御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它既可以指皇家御用窑场及管理机构（狭义），又可以指烧造过御用瓷器的窑场（广义）。就狭义而言，御窑贯穿明、清两朝；就广义而言，御窑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广义的御窑，历史已逾千年。
再说“千年”。千年，或有异议：明设“御器厂”，清设“御窑厂”，至今七百多年，哪里有千年？这里考虑的是广义的御窑。朝廷之窑，先有官窑，后有御窑，而官窑已绵延千年。另外，景德镇获御赐镇名，奉旨董造，可以作为御窑的一个始源标志，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景德镇御窑的历史特点是：立足本土，吸纳融合，不断创新，薪火千年。从此，窑火不断，传承不断，被誉为“千年瓷都”，既当之无愧，也当无异议。
陶瓷的历史，也是陶瓷工匠的历史。陶瓷工匠是陶瓷历史的主体。在陶瓷生产过程中，陶瓷工匠贡献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以身殉职，或以器名世。有诗云：“瓦缶胜金玉，布衣傲王侯。”瓷土烧造的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一件价值竟破亿元。这两句诗再次表明：“瓦缶”胜过了“金玉”，“工匠”傲视着“王侯”！
然而，中国自秦始皇以降的皇朝时期，有关陶瓷艺术，存在一种现象：士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二者分裂，不相契合。但是，从宋朝以降，特别是元朝以来，士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逐渐开始结合。如元朝宫廷画师绘出的官样，交到景德镇官窑烧造。明朝，尤其是清朝，很多宫廷书家、画家，甚至皇帝，都参与其事。“郎窑”“年窑”“唐窑”就是生动的史证。于是，文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既相贴合，又相融合，并蒂开出瓷器艺术的灿烂新花。
“御窑千年”，本是明清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更是明清宫廷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研究宫廷历史，不知御窑，是个缺憾；于历史，学点瓷器知识，学术视野会更加拓展。历史与瓷器，要互相观照。从历史看御窑，由宏观到微观；从御窑看历史，由微观到宏观。御窑与瓷器，是我研究的短板。我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同时，力求借用自己的学术积累，从历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让历史研究与御窑瓷器，漭漭沧海与潺潺河溪，宏观微观，双方对话，彼此观照，从而既使历史生动，也使器物厚重。从历史看瓷器，会更高、更远、更深、更广；从瓷器看历史，会更亲、更真、更善、更美。
历史学的研究，不像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那样倚重才华，而是更重积累。长年积累，厚积薄发，这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所谓史学家成功于史才、史学、史识三要素，似可以说，没有多年积累，没有高见卓识，就难以在史学上取得大成绩。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不仅是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而更是一个体，一个多维度的体，一条变化着的流。因此，历史学研究，既关注局部，又关注整体；既关注过去，又关注发展。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物、历史册籍、典章制度、历史演变，没有长年积累，没有透彻见识，就难以总体把握所研究对象的真实性、整体性、演变性、规律性。所以，我在写作《御窑千年》的过程中，既力求从细节上去了解、去把握，更着力于从总体上去认识、去阐述。
御窑之魂
御窑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在这里，我想起朱熹的《观书有感》，诗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此诗分四层，因果递进：因源头活水，方渠清如许；因渠清如许，才光影徘徊；因光影徘徊，故方塘如鉴。所以，这首诗的精粹就是“活水”，就是“日新”。正如《礼记·大学》引述商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御窑千年，贵在求新。由此，我想到“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就是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创新，既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之动力，更是中国瓷器文化绵延之生命力！宋代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元代的青花瓷和釉里红，一改单一颜色瓷器的局面，而开创彩色瓷器的新境界；明代的斗彩、五彩，争奇斗艳，色彩缤纷；清代的珐琅彩、粉彩，各种色彩、各种绘画，都可以纵情而灵动地展现在瓷器上——在国内一马当先，在世界独领风骚！
为什么景德镇能成为中华瓷器之都、创新基地？为什么这个创新基地窑火千年、长盛不衰？这是应思考、研究、总结和回答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可为今人提供历史的经验、智慧的启迪。
缘此，粗思浅述，兹举四点：
其一，形成重要创新基地。《荀子·劝学》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土成山兴风雨，积水成渊生蛟龙，就是搭建一个创新平台，形成一个创新生态。清乾隆时的景德镇，督陶官唐英说：“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借瓷资生。”景德镇成为瓷器创新基地。
其二，汇集大批创新人才。汇集宫廷画局（或画院）的一流绘画、书法名家，结合民间一流的制胎、修模、彩绘、上釉、窑火等能工巧匠，使得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每个环节均有优秀创新人才从事生产，各种人才之间又密切配合。如制瓷修模之名匠，唐英《陶冶图说》言：“景德一镇，群推名手，不过三两人。”可见制瓷人才、创新人才之难得、之可贵。
其三，充实丰盛创新资金。要想成品创新，必须加大投入。每件创新瓷器，都有大量投入。其时，创新产品的资金，从国库、内帑、关榷、盐商、捐纳等多方面筹措，保证了创新瓷器的投入和运作。国盛瓷则盛，国衰瓷则衰，在皇朝时代，瓷器盛衰折射着皇朝的兴替。
其四，构建一流创新体系。皇帝谕旨创新要求，臣工按旨慎勤落实，各方各面，互相配合，尽心尽力，厥职完成。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能别人所未能，成别人所未成，烧造出新奇唯一、空前精美的瓷器。
创新思维可鉴，创新瓷器更美。
御窑之人
《诗经·大雅·文王》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御窑瓷器，重在得人。
探索御窑的历史，既要重器，也要重道；既应重物，更应重人。瓷人，为御窑烧造瓷器，献出了汗水、心力、智慧和生命。“窑神”童宾是其英烈，“瓷神”唐英是其英杰。唐英为人——“未能随俗惟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唐英为官——“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这是真的心扉，善的心灵，美的心境。唐英，不幸也奴仆，有幸也奴仆。他之不幸，出身奴仆，没有享受八旗特权，而任劳、任怨、任贫、任贱，与工匠“同其食息”；他之有幸，出身奴仆，没有成为八旗子弟，而善书、善画、善艺、善陶，被誉为“陶瓷神人”。御窑历史，笔者做出评价：御窑千年史，唐英第一人。从瓷器历史来看，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在当时的世界，都能站在引领瓷器潮流创新的前沿者，唐英当之无愧。因此，不仅在中国瓷器史上，而且在世界瓷器史上，唐英都应当有着自己的历史地位。
回过头来说本书。《御窑千年》不是一部陶瓷史，而是探讨宫廷与御窑瓷器的历史与文化之关系，选择明清故宫存量最多、样案记载最详、文献记述最丰、社会影响最大的御窑瓷器为重点，难免有以偏概全、顾此失彼之虞。瓷器之选择，以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高安博物馆的藏品为主，酌予兼收其他博物馆的珍藏。
本书分为四个单元、共十六讲，即宋代两讲、元代两讲、明代五讲、清代六讲，最后以“瓷器之路”一讲为结尾。本书插图137幅，尽量选择有代表性的、博物院（馆）收藏的、宫廷旧藏的、极其精美的瓷器照片，图随文走，以供读者赏阅。
最后，经过三年多的学习与思考、构思与撰著、编辑与出版，《御窑千年》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考卷算是交了，心力算是尽了，分数是多少？成绩又如何？借用佛家的话收尾：“只结善缘，不问前程。”
（《御窑千年》：阎崇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文为此书序言，编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06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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