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年的日子。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呈现一个宰相之外更加真实的王安石。从他关于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人生底色中，来寻找他性格养成的人生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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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钦
千百年来，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喜欢他、钦佩他的人称其为“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不喜欢他、贬损他的人说他沽名钓誉，用激进的改革将北宋推向了衰败的深渊。到底是怎样的成长经历磨炼出了众说纷纭的王安石？他不修边幅、不近人情、毫无机趣而又殚精竭虑、锐意改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底色在做精神支撑？
王安石画像
庐舍深处美少年
钟爱故土好山河
距今一千年前的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二（即公历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府治清河县（今江西省樟树市）一个书香门第。当时，他的父亲王益是临江军判官。再过50年，当王安石位极宰相权倾一时，其家世被人总结出“一门八进士” （叔祖王贯之、父亲王益、哥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堂弟王沆、儿子王雱和王安石本人均是进士出身）的光耀。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人丁兴旺的多子女家庭，上有两个哥哥安仁、安道，下有四个弟弟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和三个妹妹。两个哥哥为父亲前妻徐氏所生，后都在30多岁时英年早逝。母亲吴氏是金溪（今江西抚州市金溪县）乌石冈人，也出身于诗书衣冠之家，优渥的家境让吴氏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吴氏的母亲即王安石的外婆黄氏也是一位有文化的妇女，且兼喜阴阳数术之学。
临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唐朝武德八年（625年）建镇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历史上曾为军、路、府署所在地，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史称“舟车孔道，四达之地”，传闻最盛时“城内三万户，城外八千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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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临川县城东面有一个大丘陵，是城里最高的地方。这个大丘陵当年曾经是盐车卸车的地方，因此又叫作盐埠岭。王安石的老家就在盐埠岭下。从王家往东走100步左右，就有一座名叫大中祥符的道观，站在这座依溪而建的道观极目远眺，东南的山水风物尽收眼底。它收存了少年王安石与族中长辈和兄妹们游玩的欢声笑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风发。及至多年后，王安石作《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时，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家乡的大好河山：
临川之城中，东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东以溪为隍。吾庐当丘上。北折而东百步为祥符观。观岸溪水，东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安石少时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以为溪山之佳，虽异州，乐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去吾庐为之近者邪！虽其身去为吏，独其心不须臾去也。
临川之城中，东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东以溪为隍。吾庐当丘上。北折而东百步为祥符观。观岸溪水，东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安石少时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以为溪山之佳，虽异州，乐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去吾庐为之近者邪！虽其身去为吏，独其心不须臾去也。
少年时的王安石在这里流连风景，吟诗作画，心中想到的，和每一个追求功名的年轻人一样，通过勤学苦读，有朝一日博取功名利禄。也是在这里，他听闻了少年神童方仲永的传奇故事。然而几年之后，在舅舅家的饭桌上，见闻了泯然众人矣的方仲永，无限伤痛地写下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伤仲永》。
这个后来在他诗文中叫“庐舍”的地方，王安石终其一生，在那里生活居住的时间也十分有限：两岁时，随父亲到新淦，3到4岁时到庐陵，5到8岁时到新繁，9岁到汴京，10到12岁到韶州。王安石后来对临川“庐舍”真正留下印象，还是在祖父病逝时，随父亲回老家丁忧的那段时光。那时，王安石在故乡度过了少年时期13到15岁的少年时光。也正是在那个有所感知的年岁，他对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和一草一木，有了很深的感情，才会在多年后含兹念兹。
《临川先生文集》 宋刻元明递修本 国家图书馆藏
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名列一甲第四名，授校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第二年，他到距自己老家很近的洪州出差，这让离开临川六年多的王安石兴奋不已。于是急匆匆给上司写了一份报告，希望公务完成之后，回乡省亲的同时完婚。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淮沂无山田封痺，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淮沂无山田封痺，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也是在这首《忆昨诗示诸外弟》的长诗中，王安石表达了要见高堂的急切愿望：“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此次回乡省亲后，王安石再也没有回过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在命运的起转沉浮中，却阴差阳错将后来客居的江宁（今南京）当成了故乡。在那里，他累计度过了生命的三分之一时光，在长达22年的岁月中，见证着江宁的日升日落，草木荣枯。
数度辞官非沽名
忍谤负重为亲人
父亲王益为官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一直想做出一番对社稷有贡献的事业，但终其46岁的生命，也只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尽管官做得不够大，政绩也不太显赫，但其秉公执法、说一不二的性格，还是赢得了很好的政声和尊重。“居高身自远，非是藉秋风”，王益当知县第一任是在新淦县，在他离任30年后，该县的官员还念念不忘他的政绩。
“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父亲王益这样尊重人、爱护人的为官之道，同样用于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之上。面对众多子女，王益回到家中依然和蔼可亲，对孩子们疼爱有加，不管王安石兄弟姊妹如何吵闹淘气，都不会动手打骂，而是耐心细致教育引导，“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甚适”。对父母，王益又是孝顺有加，中进士步入仕途宦游之后的20多年，总是带上父亲东奔西走于各个任所。而对于亲族友人的难事，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助人于危难之中。
而母亲吴氏呢，不仅没有对父亲王益前妻徐氏所生的安仁、安道兄弟另眼相待，而是更加关怀，乃至她的子孙长大成人后，还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心地善良的母亲有一个朴素的观点，“只有我爱这两个孩子胜过自己亲生儿女，家里其他人才会对他们一视同仁”。甚至她对徐氏的家人，都像对自己的娘家人一样亲切自然。这多少有点像苏东坡对亡妻王闰之的评价：“妇职能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多年后，面对安仁、安道两兄弟早逝后留下的破碎家庭，吴氏不仅对两个寡居的儿媳妇疼爱有加，而且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养育失去父亲的孙子孙女。
少年王安石就在这样一个虽然清贫但充满温情，虽然不断迁徙但总是洋溢着书香的大家庭中成长。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风土人情，就这样在他脑海中扎根生长。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后来发生的很多次王安石不可思议的辞官不就，实际上早已埋下伏笔。
17岁时，王安石随补官为江宁判的父亲到任所，没承想，后来5年的江宁生活，塑造了王安石的世界观。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见识的提升和交往之人素养的不一样，王安石开始苦苦思索人生的重大命题：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是追求一个人的功名利禄还是努力为社会做出一些有益的事？那个每天呼朋引伴的少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端坐书斋如饥似渴获取知识的剪影。“为己是学者之本，为人是学者之末”的理念，由此在内心种下。通过上下求索，王安石已经确立了超越世俗价值观的人生目标。多年后，王安石在诗中袒露了这段心迹：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王安石年轻时走上科举之途，竟是为了解决一家人生计的无奈之举。19岁时，一场突然的家庭变故，让潜心攻读的王安石不得不从书本抽身，直面惨淡的现实:父亲突患急病离世，年仅46岁。斯时，最小的弟弟安上还在襁褓之中，祖母已经75岁高龄，大哥安仁科举未第，尚在一州县任学官，二哥安道还没步入仕途，家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一大家子生存面临巨大的困难，连安葬父亲的能力都没有，更不要说扶柩还乡了。
居丧尽孝期间，王安石不得不思考赡亲养家的重任，不是长子的他，在现实的家境面前，实际上自觉和不自觉地担起了长兄的担子。对于仕宦之家的子弟，科举考试无疑是一条好的路径，但此时，奋发图强的王安石“为己之学”才刚刚拉开大幕，追逐功名利禄并不是他内心的意愿，但现实必须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向友人虞醇如是感慨：
辍学以从仕，仕非吾本谋。
欲归谅不能，非敢忘林丘。
临餐耻苟得，冀以尽心酬。
万事等画墁。虽勤亦何收？
扬扬古之人，彼职乃无忧。
感子抚我厚，欲言只惭羞。
辍学以从仕，仕非吾本谋。
欲归谅不能，非敢忘林丘。
临餐耻苟得，冀以尽心酬。
万事等画墁。虽勤亦何收？
扬扬古之人，彼职乃无忧。
感子抚我厚，欲言只惭羞。
在给友人张太博的书信中，说得更加直白：“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单，有寒饿之疾，始怃然欲出仕。”
幸运的是，22岁的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年）参加科举考试不仅高中，还以优异的成绩名列一甲第四名，而他的大哥安仁到了37岁才中进士，但几个月后就病死了。
王安石一生有两项事在史册上留下了身后名：一是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二是一生累计辞官多达30多次。在基层地方官员任上，面对调他到京城令同事们羡慕的敕书，一次次地坚辞拒绝，辞得最多的一次任职，居然辞了8次。下面，我们来看看王安石的辞官轨迹图：
31岁时，在鄞县任上做出出色成绩声名远播的王安石两次辞谢朝廷炙手可热的京官岗位的召试。一是通过考试进入馆阁任职，另一个是参加学士院考试。这两个岗位虽然都清贫没有实权，但选拔任用却十分严格，按照宋朝惯例，“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可以说，无论是入馆阁还是学士院，都是获得通往高级官员的捷径，一向为士人所看重，但王安石辞谢的理由是：“祖母年老，先臣（父亲王益）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京师难住。”王安石的辞谢说得情真意切，当时的他已经像父亲一样承担起全家大部分的经济重任，除了一家十几口人的日常开销，还要思考操心弟弟妹妹的婚嫁，日子过得紧巴巴，如果到了物价昂贵的京城，更是捉襟见肘。两次辞谢后，王安石改殿中丞，通判舒州。
34岁时，舒州任满的王安石面对恩师欧阳修推荐他破格担任群牧司判官，仍极力推辞。后经欧阳修不断劝说，才勉强上任。在群牧司判官任上，面对皇帝下诏破格授予他集贤校理的职衔，王安石四次辞谢，并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堆理由，“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如果违心接受了朝廷的这项使命，“不独伤臣私义，固以上累国体”。日后被称为“拗相公”的固执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朝廷也只好收回了成命。
39岁，王安石在度支判官任上，积极献言改革，写出了洋洋洒洒上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石沉大海般没有得到回应后，又写成《拟上殿札子》，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改革的立场都没有得到朝廷的任何回应，却收到了朝廷加官晋爵的诏令：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面对又一次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王安石在长达八个多月时间任与辞的拉锯战中，不但陆续上了七八次辞章，甚至跑进厕所躲阁门吏送来的任命书，最后只好服从朝命。
40岁，王安石正月奉送辽使回国还京后，四月诏同修起居注，固辞；八月，任开封府举人试主考官，十一月再诏同修起居注，继续坚辞。
……
纵观王安石一生为官，除基层每个岗位对朝廷的任命都欣然前往之外，京官除了任知制诰和参知政事没有辞让外，面对其他岗位的任命都是高度一致的态度：辞，固辞，坚辞不任！
从31岁到40岁，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王安石宁愿做一名基层官员，也不想做京官，一次次的辞官，官却越做越大。这让王安石的仕宦之路毁誉参半，面对一次次难得的升迁机会却总是说“不”，这让很多不理解的同僚认为是以退为进，是沽名钓誉，随之而来的是对他的各种攻击和质疑。只有极少数真正理解他的朋友，诸如曾巩之类的才可以说出不一般的见解：“辱书说介甫事，或有以为矫者，而叹自信独立之难，因以教巩以谓不仕未为非得计者。”
笔者综合分析王安石家庭的实际情况，个人理解王安石辞官的客观原因正如他所陈述的一样，一方面是家族兄弟姊妹多达10人，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子女也有6个（三子三女，长女和次子早夭），京城再好都可望而不可即。正如当年白居易未成名时在长安求职，一个老前辈语重心长对他说的，“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而在这10年中，王安石先后安葬了父亲，为90高龄病逝的祖母送终，处理了两兄一嫂暴病身亡的家族后事，为两个弟弟安国、安礼完婚，送大妹、二妹和大女儿出嫁……王安石作为一个基层官吏家族的主心骨，这些婚丧嫁娶的重大事宜，全要他操心操劳，而青少年时父母知书达理、相敬如宾的耳濡目染，让他养成了孝悌担当的传统美德。正如他给欧阳修的一封信里如是坦言：“某所以不愿试职者，向时则有婚嫁葬送之故，势不能久处京师。所图甫毕，而二兄一嫂相继丧亡，于今窘迫之势，比之向时为甚。”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王安石自17岁开始确立成就圣贤人格的人生定位后，既然现实决定了不能退隐山野，那在仕途上就要有强烈的救世之心，而当时京城的繁文缛节，远没有在基层实践中为老百姓实打实服务，那么立竿见影地实现救世理想。
青春年少携众游
去国还乡思旧友
“不苟言笑、不近人情、不可思议、不修边幅、不近女色”等关键词，是王安石留给我们的历史形象。千百年来，人们说起王安石，最容易想到的是他针对变法铿锵有力、六亲不认的冲锋号角——“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他没有生活情趣，既不幽默也不风雅，不像苏东坡那样和三教九流的人都能相处，他变法中用的人很多都是溜须拍马、落井下石的小人，生活中没有三两知己，遇到困难没有肝胆相照的朋友。
《王安石变法》油画 国家博物馆藏
实际上，这是对王安石很深的误解。
生活中的王安石变法之前也交了很多知心朋友，他和朋友之间也有诗酒唱和，他的朋友在危难之时也是可以两肋插刀的。只是王安石志不在于成为名满天下的文坛盟主，而是想用经世致用的改革为承平日久、被冗兵冗员冗费所困扰的社稷开出理想的“药方”。因此，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更多是同时代基层机关体系的同僚，而不是文人骚客，他的朋友也没有多少像苏东坡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一样留下千古文名，自然也就不被大家熟知。恰恰相反，王安石之所以能问鼎宰相之位，除了自身突出的政绩和独特的经济眼光外，和朋友的赏识与推荐密不可分。
田况、李不疑、孙侔、曾巩都是王安石早年结交的朋友，曾巩与王安石保持了一生的友谊，而田况与王安石的是通判江宁的朋友，严格说还有着辈分之差，在少年王安石的心中，卓尔不群手不释卷的田况，不仅是长辈，更是神一般存在的高人。后来田况成为京城一名谏官时，王安石还保持着和田况的通信，这样的情商，你能说王安石不善于结交朋友吗？而孙侔是王安石刚入仕途，授校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时在扬州认识的邻居，也是那种品格高洁庄重严肃的好青年，这样的人，往往和王安石会一见如故。在知鄞县（明州州府所在地）任上，王安石与明州学问造诣精深、不求闻达于官场的“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楼郁、王说结为同道中人，不仅常常书信往来，有时还相聚研讨经义。和周边两浙路辖区内的知县林肇、谢景初、谢景温、丁宝臣、韩缜等都是气息相通、秉性相投的好友，大家经常交流治县富民心得。后来，谢景初、谢景温两兄弟还将妹妹嫁与了王安石的六弟王安礼。凡此种种，谁又能说王安石不与众同游？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在江宁丁忧的近三年时间里，为很多千里迢迢赶来登门求教的年轻人解惑，诸如蔡京、郑侠、彭汝砺、陆佃、蔡渊、王据等都是其弟子，至于有的后来在历史上兴风作浪，有的让变法改变方向，却是始所未料的。除了设帐讲学外，王安石还和道教朋友李士宁、佛教朋友惠南禅师、宝觉禅师保持着密切联系，正是在儒释道三者的融会贯通下，接连遭受丧母、失妹、亡友等沉痛打击后，能从世俗事物中解脱出来，化悲痛为力量，直面莫测的命运。
在王安石的朋友圈中，有两个人对他日后能成为宰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曾巩，一个是韩维。曾巩比王安石年长两岁，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两家是亲戚，辈分上曾巩还高一辈呢。原因是曾巩的表兄吴芮既是王安石的表舅，又是王安石的岳父大人。尽管两家是亲戚，又都是江西人，但两人都身不由己随各自的父亲到处宦游客居，他们的相识定交是在京城参加国子监的考试时。王安石首战告捷，而曾巩落榜，还要等到15年后，才与苏东坡成为同年进士。多日的相交和倾谈之后，在曾巩眼中，王安石就是继孟子、韩愈之后难得的儒学传人，而在王安石的心中，曾巩也是当世真正让他倾慕敬重的贤人。众所周知的是，曾巩是当世翰林学士、文坛盟主欧阳修的得意门生，高人与高人之间的友谊是彼此欣赏彼此成就。曾巩多次致书欧阳修，郑重向其推荐王安石：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欧阳修）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欧阳修）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
《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插画
这就是北宋士人的风骨：一个没有考取功名的人向自己的恩师极力推荐已经步入仕途的人，希望他能得到更大的任用！就像还是少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王安石，对他眼中佩服的长辈级朋友田况是否能为国家社稷做出重大贡献很是期待一样。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欧阳修不仅接受了弟子曾巩对王安石的推荐，还附信对王安石早期的诗文进行了指导。后来，还推荐他破格做了群牧司判官，破格授予了集贤校理的职衔，担任贡举锁厅试考官，经常参加自己朋友圈的雅聚。再后来，甚至想将文坛盟主的衣钵也“付托斯文”。在一篇希望朝廷重用王安石的奏章中，欧阳修这样写道：
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可以说，欧阳修对王安石在京官崭露头角最初阶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穿针引线和提携作用，让他早日结束了基层低级官吏的生涯，提前看到了北宋官场一个辽阔的世界。
王安石与曾巩因政见之异在变法期间关系有所疏远，但随着致仕后退守江宁，两人的交往明显增多。深爱的四弟安国去世时，王安石将安国的遗文收集好后，委托曾巩作《王平甫文集序》。而离开朝廷几乎不再作命题文章的王安石，接到曾巩的邀请后，撰写了《重建许旌阳祠记》。元丰六年（1083年）二月，曾巩兄弟扶母灵柩过江宁时，王安石前往吊唁，发现自己束的是红腰带，硬是换上了随从的黑腰束才上船祭唁，可见对朋友及其亲人的尊重。此时的曾巩也在病重之中，在接下来的日子，王安石经常去看他，不仅在病榻前嘘寒问暖，还像少年时一样交流思想观念，针砭时弊，吟唱作对。两个月后，曾巩在江宁病逝，享年65岁，两人的朋友关系延续到了生命的尽头。
初到京城为官的日子，王安石除了参加以欧阳修为核心的社交圈，还和一些同辈朋友交往密切，不断诗酒唱和，其中一位就是韩维。韩维比王安石长五岁，是王安石在鄞县任时的好友韩缜的哥哥。韩氏一家是北宋颇有声望的大族，父亲韩亿是北宋名臣，官至参知政事，育有八子，个个都是进士。韩维是第五子，斯时在京城担任国子监主簿。韩维比王安石成名还早，景祐四年（1037年）参加进士考试顺利通过礼部省试，恰在这时父亲韩亿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为避亲嫌，韩维主动退出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放弃了进士及第机会，后靠荫封入仕。宰相文彦博、宋痒都认为其“好古嗜学，安于静退”，联名推荐他参加学士院考试，以期日后被朝廷委以重任，却被韩维谢绝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同的处事风格，使两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神宗皇帝赵顼没有登基之前做淮阳郡王、颖王时，韩维皆是王府的记事参军，其工作能力和水平颇受其赏识，深得其信任，事事都向韩维请教。赵顼感慨其学识渊博时，韩维每每自谦说：“这些都不是我的主意，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告诉我的。”也就是说，当神宗皇帝还未登基时，王安石的大名，就通过他的朋友韩维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韩维的眼中，王安石是一个有经世之志的难得大才，一旦放到重要的位置，就会有一番大作为。后来我们知道的决定王安万石出将入相著名的延和殿之对，都是建立在韩维前期在神宗皇帝面前打下的良好铺垫。
宋神宗画像
当然，随着轰轰烈烈的变法大幕拉开，改革摧枯拉朽般进行后，曾巩、韩维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甚至还因此而屡遭外放，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作为高尚的人、正直的人的私德，以及他们的私人友谊。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二十三，第二次罢相的王安石以使相判江宁府，回到他钟爱的南京，度过生命最后的10年时光。致仕后的王安石成了钟山脚下一个普普通通平易近人的居士，他在这里散步、喝茶、访友、聊天、看山、看水、发呆、养神，过着普通而寻常的老年生活，有时是在老仆陪同下骑着毛驴随性游玩，有时是自己一个人到田野农家、钟山古道小憩，有时是幅巾杖履夜宿佛寺，与僧人道友谈禅论佛，有时是独坐书房著书立说，二十四卷本《学说》就是退休后修订完成的。
至于因变法而结怨的友人和同僚，则是尽可能修复关系，表现在与苏东坡和吕惠聊的关系上尤为明显。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北宋等量齐观的文学家，但因为对变法的认知不同，两人吵吵闹闹了一辈子，最后却有了比邻而居的想法。“乌台诗案”中，朝廷中众多官员唯恐避之而不及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闻听后却驰书相救，言之铿铿力劝神宗皇帝：“岂有圣世而杀仕子乎！”后来苏东坡结束近五年的黄州贬谪生活，绕道来看王安石，穿着便装的苏东坡来不及冠带整齐，骑着毛驴的王安石已经等在他的舟船外，苏东坡慌忙出船辑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笑道：“礼节岂是为我辈而设？”两个高人之间不仅摒弃前嫌，还一起游山玩水、诗酒唱和、抵足谈心一个多月。对于王安石变法最为依靠的股肱大臣、后来官至副宰相后与他反目成仇、断交长达八年之久的吕惠聊，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时光，两人不仅恢复了通信往来，勾销了往日恩怨，还相互赠送本地的土特产。元丰五年（1082年）八月，面对吕惠聊寄来的海产品，王安石回赠了两笼新出的板栗。后来得知吕惠聊以大学士身份知太原府，王安石在回信中，不仅说了自己年岁已高，虽无大病但身体已经走向衰败的近况，还关切地询问吕：“闻有太原新除，不知果成行否？想遂治装而西也。”信中还对两人在有生之年的相聚充满了期盼：“犹冀未死间，或得晤语，以究所怀。”
“老年少欢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光。流光只须臾，我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相忘。”这是王安石生前在病榻前留下的最后一首诗篇。由此可见，抛开政治家身份的王安石并不是冷血无情、不食人间烟火的刻板官僚，而是一个如此普通，如此真实，如此鲜活的个体。他对于故乡的眷恋，对于亲情的看重，对于友人的牵挂，和我们普通人毫无二致。“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警世通言》的这句话，既可用于为王安石定其罪，也可为王安石正其名。
（夏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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